关键词： 汉宫秋；王昭君；传播；艺术

内容提要： 《汉宫秋》流传至今，作为一部脍炙人口的有影响力的戏剧佳作，从传播角度看，它的广泛传播既有一定的偶然性，又有其必然性；既有一定的外部因素，也有一定的内部条件。首先王昭君形象的社会关注度极高。二是昭君题材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三是《汉宫秋》自身杰出的艺术成就。最后《汉宫秋》深刻的现实内涵也促进了该剧的传播。 《汉宫秋》是马致远的代表作，也是元杂剧中的杰作。该剧创作于马致远早期，作者以历史上的昭君出塞和亲事件为背景，融入自身对社会生活的认识创作而成。《汉宫秋》流传至今，作为一部脍炙人口的有影响力的戏剧佳作，从传播角度看，它的广泛传播既有一定的偶然性，又有其必然性；既有一定的外部因素，也有一定的内部条件。

一、 王昭君形象的社会关注度极高

王昭君是西汉元帝时出生在一位普通人家却有着非凡经历的女子。她的故事有着一个漫长的演变的过程。《汉书·元帝纪》与《汉书·匈奴传》最先记载了王昭君“和亲”去匈奴事。《后汉书·南匈奴传》增加了昭君主动请行的情节和原由：“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1]也描述了汉元帝的后悔：“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谏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2]王昭君的“积悲怨”与汉元帝的“意欲留之”成为以后王昭君故事作为一个悲剧的最早根据。晋人葛洪《西京杂记》又增加汉元帝按图临幸，画工毛延寿等人因求贿不遂，从中作梗，致使昭君不得见君的情节。他对昭君的美貌与不幸所作的进一步的发挥使故事因矛盾尖锐而更为丰满。大量文学作品对昭君故事的发挥，使得昭君故事渐离史实，带上更多的文学虚构成分。它们既将王昭君带入文学艺术的殿堂使昭君题材成为文学的热门题材之一，又使昭君形象从此青史留名、百代留芳。

到马致远时代，通过文学作品的有力传播，王昭君事迹在社会上早已广为人知，《汉宫秋》作为一部广受肯定的昭君题材的戏曲佳作，自然会越来越受到民众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再加上戏曲形式的受众面广，喜闻乐见，更符合普通民众的欣赏习惯，这都为《汉宫秋》的广泛传播奠定了扎实的受众基础。

二、 题目和题材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在各种题材的作品中，帝王戏一直是受到人们密切关注的。

首先是因为帝王生活的神秘性。古代帝王作为一国之主，高高在上，深居简出。帝王生活的后宫也是三尺禁地，非执宰近臣难以进入。对于一般官吏和普通百姓，帝王和宫廷生活始终掩盖上一层神秘的面纱。有关帝王宫廷生活的体验和隐私就成了大众关心和揣测的热点。选取宫廷和帝王生活作为创作题材本身就是一种吸引人目光的策略。《汉宫秋》以汉元帝为主要人物，特殊而敏感的题材很好地激发和刺激大众的猎奇心理，勾起大众的欣赏欲望。

其次，以帝王为题材的作品在中国古代是受到较为严格限制的。汉族的封建统治者，一般是不允许把帝王的形象搬上舞台的，让优人扮演神圣的帝王，对帝王简直是莫大的亵渎和侮辱。《旧唐书·文宗本纪》载：“大和六年（832）二月己丑寒食节，上宴群臣于麟德殿。是日，杂戏弄孔子，帝曰：‘孔子古今之师，安得侮黩!’亟命驱出”。又如宋太宗至道二年（996），“教坊以夫子为戏”，太子宾客李至遽令止之，曰：“鲁定公以儒为戏尚不可，况敢及先圣乎?”（黄鉴《杨文公谈苑》）“先圣”尚不能戏之，何况帝王?明朝开国之后，法令更是三令五申、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及先圣先贤烈士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司法究治。奉圣旨，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它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3] 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这种意志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使得广大封建臣僚、文人（包括戏曲作家）在创作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了帝王的尊严与形象，所以以帝王为主要人物的作品少之又少，便不难理解了。而帝王题材作品的匮乏，更加重了人们的阅读欲望。

在《汉宫秋》中，作者能够大胆地突破世俗观念中人们对帝王的敬畏心理，不仅搬帝王戏于舞台之上，而且还展现了汉元帝与后妃之间一段缠绵悱恻、震撼人心的悲剧情爱故事，无疑成为《汉宫秋》广为传播的又一内因。

三、《汉宫秋》杰出的艺术成就

《汉宫秋》以长期在民间流传的王昭君的故事为题材，不拘泥于历史细节，进行了大胆的艺术加工。首先体现于该剧的结构方面。《汉宫秋》可以称为讲究“构局之法”的典范。剧本自昭君被选入宫开始到被迫出塞和番结束。马致远能够将较长时间和广阔空间的生活内容、众多人物间的矛盾斗争都由王昭君的悲剧命运贯穿起来，线索单一，不枝不蔓，因果分明，情节开展流畅自如，形成了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给人以和谐自然的审美愉悦。在结构技巧上，马致远还善于用人物对比的方法来组织戏剧冲突。王昭君同毛延寿对比、汉元帝同昭君对比、昭君同文武大臣对比等，这种人物对比的手法，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和作品主题的传达起到了积极作用。

其次，马致远还善于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刻画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王昭君是全剧矛盾冲突的中心。无论是王昭君与汉元帝爱恋的深化，还是满朝文武与昭君的尖锐冲突都展现出不同人物的精神风貌。最终昭君人物形象的塑造、性格的发展都是通过这些矛盾冲突来完成的。

再者，《汉宫秋》曲词清丽潇洒，音律和谐华美，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在他的笔下，无论是辽阔空远的塞北，还是寂寞冷清的汉宫，无不带上抒情主人公的主观色彩，“景”和“情”相互渲染烘托，读来真切感人。

毋庸置疑，《汉宫秋》从多方面代表了元杂剧艺术的最高成就，这也是它能够广为传播的一个重要条件。

四、《汉宫秋》深刻的现实内涵

《汉宫秋》的广泛传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作品悲剧爱情的外衣下，蕴含了更为深刻的现实意义，激发了历代广大读者的共鸣，从而获得人们的认同。

马致远还抒发了传统文人的人生感慨。元代知识分子的地位境遇一落千丈。科举废止，仕途断绝，生计艰难，处于社会底层，备受歧视。极有才华的马致远，开始也和万千传统文人一样怀着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但在种族歧视和压迫下，屈身为小吏，壮志难酬。在散曲《金字经》中他凄凉地唱到：“空岩外，老了栋梁材”，“困煞中原布衣”，“登楼意，恨无上天梯”。即便如此，他也不肯轻易放弃，仍旧艰难跋涉。在他经历了20年的“带月行，披星走”[4]与“枕上愁，马上忧”[5]的漂泊生涯，最终还是 “都不迭半纸来大功名一旦休”。[6]《汉宫秋》正写于作者艰难跋涉、四处碰壁、日夜忧愁的时期。在《汉宫秋》中他寄予了更为深沉的生不逢时的悲恨和命运弄人的感慨。马致远还让汉元帝反复咏叹自己的迷茫、失落、痛苦与悲伤，实际上也是寄托了自己的生活感受，那就是怀才不遇、无可奈何心情的表露和命运坎坷、天涯沦落之感的抒发，即所谓的“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所以，弥漫着悲凉色彩的《汉宫秋》，传达出的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审美情趣和该群体的悲剧意识。马致远在剧中融入和张扬的这种基于个人层面的人生体验和深刻体认，凝聚了民族的深层心理与社会的真实记录，具备了严肃的现实品格和认真的历史真实感。这些成为《汉宫秋》传播中极具分量的精神元素。（作者简介：王欣，安徽省淮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元明清文学。）

参考文献：

[1][2]范晔. 后汉书·南匈奴传[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2941

[3]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1.

[4][5]马致远.四块玉.引自傅丽英等校注. 马致远全集校注[M].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2 : 205.

[6]马致远 .女冠子〔枉了闲愁〕.引自傅丽英等校注. 马致远全集校注[M].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2 : 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