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我和我的祖国；新主流电影；教育；叙事

内容提要： 《我和我的祖国》等新主流电影突围了既往主流电影的叙事模式，将镜头转向了平凡的个人，从宏大的历史场景中发掘出了人性之光。至此，一套崭新的家国叙事得以建构，集体精神、工匠精神等主流价值被巧妙地重新包装并得到民众认同。在此意义上，新主流电影发挥出教育民众的功能。

2009年底，《人民论坛》杂志组织了名为“盛世危言：未来10年10个最严重的挑战”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危机”被列为中国未来十年的严峻挑战之一。①这种挑战在影视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近些年诸多红色电影被观众编码为戏谑片段和表情包，解构了红色经典蕴含的价值精神和教育功能。究其根本，当代观众对于以往主流电影的宏大叙事产生了厌倦情绪，呼唤更为人性的电影出现。应时代之需，诸多当代导演在探索中推出了“新主流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战狼》《中国机长》《攀登者》风行一时。这些电影在时间上将镜头从历史转向当代，在空间上将宏大与世俗杂糅，在价值上实现了家国情怀与个人梦想的统一，带给观众强烈的在场感，于潜移默化间释放出电影蕴含的教育功能。在此意义上，新主流电影不仅事关“讲好中国故事”，更担当着巩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使命，承载着教育民众的功能。

一、镜头转向：新主流电影的叙事流变

“新主流电影”的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97年，原意为抵制好莱坞大片的文化霸权而实行的“小成本”电影制作；而后意涵逐渐丰富，被时代赋予传递主流价值的教育功能。时至今日，新主流电影虽已具备了大片的制作痕迹，但却留存初心，保有强烈的人文关怀；与以往的主旋律电影相比，新主流电影叙事的空间、对象和价值皆发生流变，为教育功能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一）斗转时空：从“红色记忆”到“当代场景”。以往主旋律电影倾向于讲述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的筚路蓝缕，思政教育意味明显；这些电影虽曾在精神文化贫乏的年代赢得观众，但在文化生活繁荣的今天已寸步难行。因此，新主流电影将镜头从“红色记忆”转向了“当代事件”。《我和我的祖国》讲述了七个故事，以表征共和国的七十年征程；开篇即是管虎导演的《前夜》，讲述了开国大典的前夜林治远排除万难，保障第二天升旗正常的故事；此后的几个片段《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好》《护航》和《白昼流星》皆取材于当代，很多国人皆有亲历。事实上，不仅是《我和我的祖国》，电影《攀登者》《战狼》《中国机长》亦纪实当代故事，以此勾起观者心绪，从而进入电影营造的“场”，在拥有集体记忆的时代瞬间中找到与观者共情的影像因子，从而为思想教育的开展奠定基础。

（二）见微知著：从“大人物”到“小人物”。以往主旋律电影倾向于描摹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和英雄的形象，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成为影片常客，陈毅、陈赓、彭德怀等人的经历被当做创作蓝本杂糅为虚构的红色影视英雄，以此呈现共产党人对革命建设的贡献。而后，越来越多的观众和导演自觉开始反思：革命是全国人民的革命，建设亦属于每一个中国人；主旋律电影决不能忽视作为共和国主体的人民。反思之下，新主流电影将视点迁移至细微而平凡的“小人物”，发掘他们的不平凡，并透过鲜活的个人呈现宏大的历史场景。

在《我和我的祖国》中，我们通过林治远见证了共和国的成立；通过高远见证了中国原子弹实验的成功；通过小男孩儿冬冬铭记起中国女排的峥嵘岁月；通过司机张北京回眸了中国奥运的“大脚印”。事实上其他很多影视作品的成功恰恰也源于此，《平凡的世界》不正是透过少安、少平兄弟呈现中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社会大转折么？《白鹿原》不正是透过白、鹿两家族观看到近现代中国种种权力和话语的斗争么？这些作品将宏大主题删繁就简，让不同历史空间中的小人物牵着镜头，让影视作品根植于泥土和人民，从而获得力量。

（三）价值多元：从“集体精神”到“人文关怀”。叙事对象的转换亦使得主流影片的价值趋于多元。在以往的主旋律电影中，“集体精神”常作为影片的核心价值，从早期的红色经典《董存瑞》和《邱少云》中可见一斑；及至当代，电影《焦裕禄》《孔繁森》《杨善洲》仍坚守如是价值立场。“集体精神”固然该被提倡，但“个人”却被“集体”所遮蔽，国家之下，个人欲求的扭曲似乎天经地义。而《我和我的祖国》为代表的新主流电影在叙事中转变了这种价值，鲜活的生命被珍视：高远为了核试验失去了健康与爱情，冬冬为了胡同里的体育赛事未能与朋友告别，司机张北京为助力四川孤儿的奥运梦而错失修复父子关系的机会。七个故事，七段共和国的记忆，七位导演正是从集体记忆的废墟中发掘出人性，才找到了历史场景中的人性之光。

二、守正创新：新主流电影的教育功能

如前所述，既往主流电影中家国情怀的叙事渐被解构，其中蕴含的教育功能难以为继。在此背景下，《我和我的祖国》等新主流电影，重新发挥了教育民众思想的功能。

（一）议程设置：家国情怀的承载与弘扬。“议程设置”是北美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提出的理论；1972年他们在进行“总统大选报道”的实证研究时发现，记者和编辑对新闻的采写和次序编排会深度影响受众对新闻重要程度的判断；②概而言之，媒介所承载的消息可以主导民众的所思所想。我们以“议程设置”理论为视角即可观看到作为媒介的新主流电影承载、弘扬家国情怀的作用。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例，影片于2019年国庆节上映，当前国庆节已化为旅游的代名词，正是这部电影将公众的“议程”拉回“为祖国庆生”，使“国庆”成为热点话题。众所周知，当今互联网平台上的热点话题如同一个容器，承载着诸多资讯；《我和我的祖国》中的细节和历史原型在互联网空间中被持续讨论、还原，很多不为青年熟知的共和国记忆被再次激活，从而实现了家国情怀的传承。与此同时，《我和我的祖国》还与《战狼》《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等影片在时间上衔接紧密，当“爱国”相关的热点即将退场之时，一部新影片便再次激起公众的讨论热情，使思想教育得以永续发展。

（二）建立共情：培育青年的使命与担当。学者常江认为，共情是当代人应具备的基本素养，正是共情增进了人与人间的理解。《我和我的祖国》等电影通过对“小人物”的发掘，建立起共情，并同步培育了青年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影片中，高远作为一个几乎不被铭记的幕后者，为了祖国核事业奉献了青春和健康；观影者共同见证了爱情、活力与青春在高远身上的褪色，不由为之动容；这些以往主旋律电影中鲜有提及的话题，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大放异彩，从而建立起观者的共情。而共情恰是最有效的教育，可引起观者的思考：平凡人完全可以成为共和国的基石，我们又该做些什么呢？这种反思可发挥巨大的物质性力量。

（三）重构榜样：大国工匠精神深入人心。什么是新时代的榜样？这是导演和观众需要共同思考的命题。在以往主旋律电影的叙事中，英雄们往往需要抛头颅、洒热血方能践行“中国梦”；而时过境迁，《我和我的祖国》等影片重构了榜样，亦为“中国梦”注入了新的内涵。影片中，林治远为使开国大典的升旗能够完全与音乐契合，做了无数次试验，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和心血；高远在核试验发生危机时不顾安危，抢修反应堆，足见精神全然专注，自然无畏生死；《回归》一节，远离于宏大叙事的钟表匠兢兢业业地校准了英方代表的手表，从而确保香港的回归分秒不差。这些故事正诠释着“大国工匠”精神的内涵，他们通过精益求精的工作完成了个人与国家命运的联结，从而践行了“中国梦”。“涓滴见沧海”，我们的专注即是善行，是报国之行。

《我和我的祖国》等新主流电影突围了既往宏大叙事，将镜头转向鲜活的个体，使集体意识和家国情怀的表达更为贴近当代倡导的个性化和人性化；潜移默化间将个体、集体和国家相勾连，建构起个体融入集体，为国家注入力量的叙事逻辑；从而巧妙地实现了对公众的教育。家国情怀之下，新主流电影同样教育公众勇于担当，践行大国工匠精神，从而助力“中国梦”。（作者单位：酒泉艺术职业高级中学）

注释：

①李德顺.价值观的“主流”与“边缘”[J].人民论坛,2010(07):18-19.

②陈力丹,陈俊妮.传播学纲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56-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