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一带一路》具体包括《共同命运》《互通之路》《光明纽带》《财富通途》《金融互联》《筑梦丝路》六集。纪录片遍访亚、非、欧、美四大洲，累计行程达到20万公里，沿线涉及30多个国家和20多个国内地区，运用因地制宜的跨文化传播策略，打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外交形象，革新传播理念，打破官方话语体系壁垒困境，脱离二元对立的僵化思维，用积极主动的话语权、优质的传播内容和精尖的融媒技术开创了互联网时代电视纪录片新旧媒介境域消融背景下的融合创作与传播的新途径。

纪录片作为容纳多种元素的文化传播载体，具有独特的跨文化传播价值。首先，纪录片作为一个国家的影像典藏，具有文化传承和沿袭的独特功能。尽管商业化运作理念已经渗入影视创作的基本格局，纪录片《一带一路》摒弃了市场化导向的制作理念，为深化国家重大战略在民间的正向解读，进一步构建我国在文化传播、共建文明视域下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深化国际共识，加强各国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合作，实现了文献溯源和历史场景的还原。其次，跨文化传播是个复杂的编码解码过程，文化多样性带来的差异化使跨文化传播容易受到多重“噪音”的干扰，纪录片《一带一路》为国内外公众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共通意义空间，为一带一路倡议的跨文化传播减少了障碍，实现了编码过程和解码效果的双向渠道优化。

一、以我为主，掌握传播话语权

（一）变被动为主动。纪录片的叙述方式大多以他者叙事为主，纪录片《一带一路》则以自我表达代替第三者叙事，变被动为主动，平等交流。纪录片将群众的生活和情感搬上了银幕，向世界传递着来自中国的声音，实现了从“他者叙事”到“自传播”的话语权转换。《一带一路》总导演李亚玮曾提到在创作方面该纪录片侧重了国际化语言的要素和追求，以中国化视角讲述国际故事，不仅是文化传播主动性的体现也是国际视野与本土视角的巧妙结合。

有学者坚持历史性叙述是不能缺少的，但同时过于冗长的历史叙述也会影响自身形象的主动塑造。即很容易被受众在文化潜意识里解读为具有神秘性的历史他者，话语个体就变得扑朔迷离了。《筑梦丝路》一集当中记者探访了哈萨克斯坦一名叫阿丽娅的女子，曾在中国留学并且与丈夫在中国结下良缘，从中国石油大学毕业后的她来到中石油的阿拉木图分公司工作，在年会上为同事唱了一首中文歌《神话》。阿丽娅与中国结下了极深的缘分，同时成为各国文化沟通交流的一环。东西方的文化差异极易形成“文化盲区”，剥除历史景片式的表达，以自我阐述的方式，全景式地表达贴近民生的细微故事，从而提升受众在场氛围的感受度。

（二）主体视角叙述。以主体体验式视角展开叙述。纪录片《一带一路》以记者行走、体验和发现的方式，细致入微地介绍了各城市的发展和社会面貌，深入呈现了人们的生活状态，让观众对“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具体成果和发展现状有了更加直观的了解和感受。纪录片以记者观览的第一视角深入探寻平凡生活的点滴，拉近了传者与观者的虚拟距离。

纪录片的制作主要是对文本和纪实素材的二次编码过程。著名传播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曾指出“传播是个复杂的整体，是由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再生产四个循环的环节构成的信息闭环”。第二集《互通之路》中以一个小女孩对火车的好奇镜头散发开来讲述老挝的交通运输状况在“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改善。纪录片中类似的镜头都是采用记者亲身体验的视角，细致地还原了当地经济生态下的微观个体。给观众更加直观真实的感官体验，配合文本描述，给受众带来强烈的社会共识和情感共鸣。

二、内容为王，讲述中国好故事

（一）用小故事阐述大战略。纪录片《一带一路》从小人物、小故事、小细节的刻画中表现出“一带一路”倡议给沿线各国的社会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发展变化，展现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给世界带来的积极影响。真实素材的可供性是纪录片贴近人民内心的最佳优势，纪录片所讲述的小故事则都是“一带一路”大战略的细化分支。

优秀的纪录片可以兼顾宏观战略格局阐释和微观故事的刻画。在第二集《互通之路》中，蒙古边境人民的用电问题在与新疆青河县塔克什肯镇的合作中得到了妥善两全的合理解决。两万多户人用上了“中国电”，一次看似不经意的友好合作，实则给生活在草原上的人民带来了高效和便利。两地供电所的负责人在长期合作的实践中共同造福了两地人民，切实改善了人民生活。通电对于边远地区来说并非易事，有时靠一己之力难以达成，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前提下，合作战略带来的是契机也是双赢。国家战略正是在这种小故事的一点一滴中体现和贯彻的。

（二）刻画人物及故事细节。人物是故事表达最重要的载体。以小见大、以点带面，细节不仅是微观表达的重要元素也是宏观叙事的基本单元。纪录片所具有“非虚构”本质不同于电影电视剧的虚拟创造，纪录片强调的则是多元性、真实化和人文价值框架下的真实表达。人物刻画与细节描述是真实化表达的有力途径。

纪录片是真实的再现，是经过构思和取景的文化再生产，细节能够带动文化元素的可感知性，人物刻画更能带动观众的情感共鸣。第五集《金融互联》讲述的是“一带一路”沿线各个国家经济贸易合作背景下的跨越式发展。纪录片还原了当地做生意的真实场景，背景音乐也保留了介绍商品、讨价还价的原音。第三集《光明纽带》谈及斯里兰卡等国家人民用电问题的困扰时，生动例举了家庭妇女麦娜可因为电费高昂生活拮据的真实写照，现代化燃煤电站的建成带来的不仅是电价下调还有人民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和希冀。这些真实场景的刻画以最原始的方法表达了纪录片所弘扬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精神。

（三）净化内容，提高质量。中央电视台的大型纪录片的主旨精神在于向国内外受众宣传其思想，解读国家主流意志对中国历史、发展模式的阶段性共识，同时也是向国内外观众提供中国国家形象的电视文本。纪录片《一带一路》通过历史渊源、政治关联、经济往来、文化互通几个角度充分显示我国追求大国地位的向好诉求。内容维度的扩展丰富了纪录片的现实内涵和延展意义，该纪录片从不同角度筛选素材，使“一带一路”这条协作互通之路的形象更加立体具化。

素材的内容选择方面，《一带一路》纪录片团队成立了由三位博士组成的专门资料收集小组，参考资料包括各国的历史文献和权威机构的研究成果，力求创作的准确和全面。纪录片的取材也严格奉行我国“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如《互通之路》讲述的古丝绸之路演变为“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交通枢纽从无到有、从简到繁的曲折历程，涵盖的不仅是工程建设、人力耗资、构想落地，更是互相包容融会贯通的多元文化交流。

三、受众至上，拉动流量引擎

（一）分众传播——换位思考的受众观。分众传播是在对目标受众的观看习惯和偏好、传授信息的传播特性有了基本了解之后，以目标受众喜闻乐见的媒体形式进行的传播。在国外，纪录片以电影形式的创作为主，电影纪录片比较符合国外观众约定俗成的鉴赏习惯。在中国，剧集纪录片形式受众黏性更高，观看时间跨度长，因此其传播效果更佳。

纪录片《一带一路》的传播从受众的观看习惯和观看心理出发，选择适当的传播途径与方式。在国内通过电视纪录片的形式，实现传播覆盖率的最大化。在国外，纪录片《一带一路》主要通过YouTube社交平台播放，并且收到了积极的舆论态势。一方面有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宣传，另外也有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外在建构。合理的分众传播满足了受众的个性化和差异化需求，传播覆盖面和抵达率也随之提升。

（二）调试传播——角色转变下的受众观。调试传播理论是个体为了融入群体，通常会调整自己的说话风格和内容，以便融入目标群体，获得认同。同理，思想观念和文化理念的传播也具有自我调试的主动性。该纪录片已经翻译成日语、韩语、印尼语、马来语、意大利语、蒙古语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语言，根据不同国家、地区的情况和特点在媒体机构播出。

四、渠道先行，打造全媒阵容

（一）体验式传播。体验式传播可以将受众纳入到传播过程中来，传播过程本身就可以吸引众多流量，同时增益受众的观看体验。趣味性、娱乐性、快捷性、丰富性、碎片化的线上活动可以让观众融入到传播过程中去，人们在体验纪录片内涵的同时成为传播中的一环，在互动和反馈中实现多级传播。

纪录片《一带一路》的品牌打造与线下传播利用VR、AR网络技术结合的创新思路，开发新颖、有吸引力、体验感强的多种产品，创造虚实结合的沉浸式参与体验模式，如数字化动漫、体感游戏、丝绸之路文化VR展厅、“一带一路”经济带虚拟体验等。央视官方平台的热播辅之以线下技术的配合，提高了受众面与波及程度。

（二）媒体资源整合。整合媒体资源，优化传播效果。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下，各类资源大量、分散地充斥在新媒体平台中。在泛娱乐化的新媒体时代，人们对待许多事物的传播态度并不再是乐于接受说教式的再现文本，而是热衷于社交分享、参与互动的过程。

纪录片《一带一路》不仅在中央电视台综合平台播出，还在爱奇艺等各大视频网站、直播平台以及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进行多方位、多角度的传播，充分调动全媒体环境下的多种传播资源及平台，提升了纪录片的话题热度和传播效度。央视与互联网两种媒介双向补充与融合的形式有效提升了受众黏度，实现线上线下联动，网络虚拟与现实呈现结合，扩大了纪录片的传播影响力。

（三）规模化传播模式。故事的讲述依赖于一定框架下的规模化呈现，用规模化传播代替零散式传播是战略落地的标志性举措。框架与故事意义紧密关联，全面掌握背景信息，弱化边缘盲区和非重点信息，规模就会在框架中呈现。

纪录片《一带一路》是对丝绸之路现今发展的密集型呈现，其框架分为六个板块，从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不同角度评价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凝聚起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实现人类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共识。

央视科教频道此次打造的《一带一路》纪录片，从拍摄前的传播工程立项到播出后引起的热烈反响，在充分利用传播理论的同时，借助国际趋势、媒体技术，将媒介融合、体验传播、受众观策略、话语转变等元素融合到纪录片的制作和传播过程中，响应了“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的号召。当然《一带一路》的跨文化传播实践尚有不足之处，比如如何化解外国观众对我国媒体的刻板印象以及我国在国际传播内容方面如何更好地与外国受众的心理预期相协调，实现本土文化与差异化受众的无缝衔接等。因此，我们应当继续立足于本土文化，树立深厚的文化自信，以国际化的视野、不卑不亢的态度与“一带一路”沿线各族人民共同守护人类命运共同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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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智.跨文化传播视域下“一带一路”纪录片的理念创新与发展路径[J].当代电影,2017（7）.

[3]斯图亚特·霍尔著.《编码/解码》[A].罗钢, 刘象愚, 译.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352.

[4]赵瑜.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视阈下的国家形象建构[J].当代电影,2012（3）.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