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在我国各行业领域中的广泛应用，我国对互联网的认知逐渐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变迁，但网络舆论主阵地的观念贯穿于整个变迁过程。在主阵地观念的指导下，我国媒体融合已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文化景观。基于国家战略布局，我国正从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过渡转变为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形态，而新型主流媒体、全媒体传播体系的构建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媒体融合的长远发展。

一、基于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创新传播理论体系

对“融合传播新体系”进行辨析时，应以媒体融合的定义为基础。与西方业界对“媒介融合”的看法不同，我国学术界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媒体融合指的是社会建构主义和技术主义的有机结合，在技术驱动的支持下构建出完善的内容体系，使媒介形态在内容、平台、终端以及应用等领域实现交互融合，在某种程度上有效提高了新闻传播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因此，“融合传播体系”指上升到国家层面的网络舆论主阵地，为掌握舆论话语权，将国家治理工作趋于现代化，在媒体融合的支持下充分发挥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能的架构体系。这个体系不但能将主流新媒体、政务新媒体、社会新媒体、自媒体以及网民的传播力量进行有效整合，还能形成自上而下的信息流动体系，为国家层面的政策落实提供了良好保障。

互联网在不同国家体制中反映出的文化媒体各不相同，实际上社会中的某种文化可直接影响媒介技术的衍生时间和使用情况，意味着并非是媒介决定社会，而是社会推动了媒介的发展。在我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互联网逐渐在社会各行业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但双重社会转型又加剧了中华文明思想浪潮的碰撞和冲击，致使社会环境在互联网的影响下面临着信息质量参差不齐、媒介秩序混乱的困境。但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我国互联网产业发展仍处于领先地位，互联网技术手段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也正随着社会发展不断提升。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媒体融合策略的实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将媒体融合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使我国发展在世界中处于领先地位。国外学术界认为媒介融合可影响整个系统，但我国理论体系中的媒体融合及相关融合政策却认为这是我国新闻政策在新时代发展进程中的另一种延续和发展。与此同时，这种媒体融合政策与我国领导者对互联网主阵地的认知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

现阶段媒体融合在发展过程中主要以主流媒体的业态转型为基础，在实践过程中还将各项媒体融合政策落实到了地方及媒体单位，有效解决了传统媒体在经营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在政策革新、资源共享以及机制创新等手段的支持下推动了主流媒体的升级转型，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在社会环境中也具有较高的影响力。依托于人口红利和政策红利，促进主流媒体的业态转型有助于拓宽市场发展渠道。但在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不断深化的形势下，人口红利和政策红利的优势并未得到凸显，并且资质准入、资金投入等手段也无法为主流媒体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相比于媒介技术融合下的新媒体市场化发展，由传统媒体转型而来的新媒体产业远无法与之抗衡。因此，在“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政策的支持下，主流媒体下的新媒体账号已趋于市场饱和状态，无法朝着更高层次的媒体融合发展市场稳步前进，而以“融合传播新体系”为基础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则有助于在信息时代背景下占领社会舆论的主阵地。

二、突破“融合传播新体系”实践局限性的方法

（一） 扩大传播平台的覆盖范围。在当前传播媒体的整体性格局下，信息充斥着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初期阶段，张文宏医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到“将所有岗位医生换为科室共产党员”。这段正面积极的宣传视频在各个社交平台中引发了广泛的舆论动向和讨论，张文宏医生也成为抗疫宣传中的主体对象，在缓解社会公众的焦虑情绪、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我国各区县级街道办事处、村委会还通过挨家挨户宣传、发放疫情防控手册、广播宣传、融媒体平台播报新闻、组建微信群等方式拓展了疫情防控联动宣传渠道。与此同时，我国在抗击新冠疫情时，还时常遭受国外势力在语言上的污蔑和攻击，我国也利用各媒体平台进行舆论反击。因此，传统报纸、广电等传播方式已无法满足新时代发展需要，必须从整体角度出发推动融合传播的全面发展，突破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在人力方面的局限性。

（二） 实现传播主体多元化。在互联网时代蓬勃发展的背景下，传媒技术为社会公众提供了更广泛的沟通交流渠道，在未来发展趋势中还可能在多元传播主体思想集聚的便利下衍生出公共传播理念。基于传播实践层面，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从疫情信息实时公开发布到特定的网络舆论阵地、从世卫组织与社交平台协同合作推动我国疫情防控宣传教育的落实、从突发事件造成的舆论争议到我国著名专家出面安抚社会公众的紧张情绪等方面着手分析，我国主流媒体、社交媒体平台、县级融媒体、网络大V、网民个体等主体均在疫情防控的信息传播链条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节点作用，有效突破了传统传播媒体发展中的局限性，奠定了主流媒体的传播主体地位。因此“融合传播”体系在建设过程中更应充分考虑不同传播主体的基本特点，围绕着具有代表性的公共议题构建具有针对性的协同体系。

（三）突出强调媒体的主体性。推动“媒体融合体系”发展时应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将媒体作为多元治理主体的核心组成要素，共同推动社会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有效化解政治立场与多元主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以非典疫情和新冠疫情抗击为例，不同应对方式带来的应对效果不同，而媒体的介入时机和程度更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在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实际开展过程中，我国多名记者服从调度，深入湖北武汉以及湖北其他地市进行报道，不但为我国社会公众详细公布了疫情防控信息，还在情感层面上为我国社会公众带来了震撼人心的正能量，有效强化了社会舆论引导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我国政府部门还针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召开了专题会议，在媒体报道的支持下推动了疫情防治宣传舆论的正向发展，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有序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四） 将不同范式融合到表达方式中。在网络舆情的被动性引导下，结合网民的个性化需求，深入研究与分析舆论反馈效果，可构建出系统的大数据宣传体系。从表达方式层面分析，对综合表现进行专业解读，可提供具有针对性的信息供给服务，整体提高传播内容的精准性和冲击性。例如，在抗击新冠疫情宣传工作中，某张出自朋友圈的现场抓拍照片迅速在社交平台中广泛流传，其中刻画了医生与病患共同欣赏夕阳的画面，在媒体报道的支持下迅速从朋友圈火遍全网，网络热搜中也出现了“上海医生陪病人看夕阳”的标题，还在中山医院的外墙中得以大面积宣传与展示，基于网络平台与社会公众建立了良好的情感共鸣关系。这样一张简单的照片不但突出了医生高尚的道德情怀，还侧面反映出全国医生奔赴湖北抗击疫情、医患和谐共处以及珍惜生命等内容的可贵之处，甚至任何评论和语言都无法表达照片中传递出的情怀。

（五）建立网络空间共同体。在融合传播模式构建过程中，宣传主体和对象之间并非自上而下、彼此分离的关系，而是集利益共同体、精神诉求以及情感依托于一体的整体关系。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宣传过程中，主流媒体应有意识地调动社会公众的积极性，坚持利益共同体的基本原则，在新型媒介形态的支持下将社会各界力量进行有效整合，从而在网络主战地中凝聚宝贵的核心力量。

以“融合传播新体系”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尤其在我国提出的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发展的战略目标下，积极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模式，组建内外宣传联动的主流舆论格局，建设以内容为基础的体系，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辅助性价值，构建以创新管理为核心的全媒体传播体系已成为顺应新时代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这意味着在互联网主阵地，媒体融合在长远发展过程中将会形成一种新型“融合传播体系”。

□参考文献：

[1]陈昌凤,杨依军.意识形态安全与党管媒体原则--中国媒体融合政策之形成与体系建构[J].现代传播,2015,(11).26-33.

[2]宋建武.媒体融合:传媒业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起点[J].新闻爱好者,2015,(1).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