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丹阳　张雯暄

内容提要：电影媒介具有“物质世界的还原”属性，即电影具有记录和提示我们周围世界的功能，是对现实反映的重要载体。“我和”系列电影通过集锦式的片段叙事结构展示多元化的个体记忆，刻画时代变迁中平凡而伟大的众多建设者和见证者，他们身处各地、性格迥然、经历各异，众多个体记忆的呈现拓宽了媒介记忆书写的维度；以场景深描构筑记忆之场，营造时代变迁的时空情境，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流金岁月，在今昔对比的强烈反差中体会历史发展；借助刻有民族烙印的仪式和重大媒介事件的再现，彰显时代变迁中砥砺前行的伟大精神，激发观众的集体自豪感和精神情感一体化认同，最终汇聚成家国一体的归属感。期冀以“我和”系列电影时代变迁的媒介记忆书写分析，回望历史征程、传承民族精神，感悟社会发展，并为我国电影的时代变迁媒介记忆呈现提供借鉴思路。

关键词：媒介记忆；集锦式结构；仪式传播；场景

媒介记忆是媒介通过虚构或非虚构的方式对信息收集、整理、编辑，形成媒介对内容的呈现和记忆文本，以此来重塑人类对信息的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等。电影作为一种视听结合的媒介，通过图像、声音再现社会现实，从1895年卢米埃尔兄弟的《工厂大门》《火车进站》开始至今，始终是记录社会变迁的重要媒介。“我和”系列主旋律电影包含《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这三部影片分别在2019、2020、2021年的国庆档接续上映。三部影片截取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故事片段，以点带面地呈现了国家变革中的光辉历程，书写了中国时代变迁的人物、时空和精神记忆。

一、集锦式结构呈现个体记忆刻画人物

电影的集锦式叙事结构是指由统一于一个主题的一系列短故事片构成，风格各异的电影创作者从多角度切入摄制，将一个个不同时空、独具特色的个体记忆素材进行结合连接成集体的媒介记忆，打破以往主旋律电影以单一精英主导的宏大阐释模式，拓宽了记忆书写的主体范围，在多元主体记忆的书写中逐步展现了中国社会从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光辉历史进程中各行各业的建设者和见证者。同时，对于没有经历过历史浪潮、没有直接经验的观众而言，各单元主人公带有情感的个体记忆能够构建“情感共同体”，观众跟随影片中个体记忆的情感变换，感受时代变迁中的人物成长，用“以情动人”的方式比理性诉求更容易建立起与观众之间的关联，与主人公产生情感共鸣，增强对人物的记忆，产生对人物的认同感。

“我和”系列电影中《我和我的祖国》分为7个单元，《我和我的家乡》和《我和我的父辈》分别由5个和4个单元构成，每个风格独特的导演用自己的方式讲述了独一无二的个体记忆，刻画了时代变迁中形色各异的人物。导演吴京的军旅战争风格、章子怡的女性视角表达、徐峥的“寓庄于谐”和沈腾“荒诞大胆”的幻想都呈现出不同的特色，这些以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为时间坐标排列的单元故事，从不同主人公或见证人个体记忆的角度讲述了其所见所闻所想，呈现了不同的故事人物：作为团长的马仁兴不惜牺牲自己的儿子马乘风引诱敌人，保护群众撤离，乘风去世后，马仁兴没有时间和机会去看儿子一眼，只能牵着那只儿子曾经在战场上骑着奋勇杀敌的坐骑“大掌柜”在悲痛中哭泣，被马仁兴部队救出的孕妇给自己刚出生的儿子起名为乘风，对马仁兴而言这无疑是遗憾愧疚中的幸福慰藉，是保家卫国的传承；火药雕刻师母亲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忍受着丈夫离世的悲痛与两个孩子的误解坚守岗位，最后孩子们也投入航天事业，实现了父母的希冀和期望；以儿子的第一视角，讲述了具有“创新”意识的父亲“鸭先知”赵平洋，他敢于尝试和创新，克服艰难险阻，自筹费用，自找场地，导演、拍摄完成了中国第一支“参桂养荣酒”电视广告，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个突破；机器人“邢一浩”穿越时空，为了找寻返回2050年的旅行球，假扮小小父亲的邢一浩支持小小完成了飞行器的设计，坚定了科学梦想，才有了邢一浩返回2050年的时候发现创造自己的科学家就是小小的感人一幕。这些个体记忆的叙事态度以及视野差异，引领观众从他们的特定视角审视个人与集体、小家和大国之间的矛盾，自然而然体验各行各业小人物的生活、奋斗和成长记忆，以此刻画了一位位承载着时代烙印、平凡而鲜活生动的建设者和见证者。而这群看似不同性格、行为的小人物有着自己的目标和价值，也有着牺牲小我、成全大家的共性情感，并以此勾连起中国人在时代变迁进程中努力拼搏的全民记忆和对父辈精神赞颂与传承的情感主题，构成影片“形散而神聚”的特色，不仅深化了人物内在精神的呈现，也拓宽了媒介记忆的表达维度。

二、仪式传播唤醒集体记忆凝聚精神

社会学家涂尔干认为“仪式”是“社会大众参与的象征性的、表演性的、传统性的、程序化的一整套行为方式。”仪式一般是指典礼仪式，主要包括社会生活中宗教、婚礼等正式仪式和日常生活中“握手、鞠躬、说再见”等非正式仪式。仪式也是意义、文化和精神的呈现形式，在仪式展示过程中，能够实现精神的交流互动，产生精神和情感一体感，从而唤醒集体记忆。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对于中国社会而言，中华儿女便是特定的社会群体，在这个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通过具有民族烙印的仪式呈现集体记忆，形成依赖于群体情感互动的集体意识，以此深化观者对家国精神、民族情怀的认知，增强文化认同和群体认同感，构筑时代变迁的精神凝聚。电影作为表达和传播仪式的载体，“我和”系列电影中通过仪式性内容传达了家国情怀的内涵，激发观众时代变迁中的集体记忆，增强民族的精神凝聚力。

《前夜》中开国大典的升旗仪式象征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回归》当中的升旗仪式象征中国主权的捍卫成功，香港自古就是中国一部分，中国重新拿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主权，这一刻神圣庄严的升旗仪式建构起观众对新中国建设历程中重要节点的集体记忆，中国人民一路风雨为了“升国旗、奏国歌”的目标，从百废待兴的当年走到了今天，曾遭遇的挑战、付出的代价，激发了观众的家国情怀，具有满满的民族自豪感，再一次歌颂了时代变迁中不畏艰难，捍卫国土、捍卫尊严的民族精神。除了以上这些正式仪式的呈现之外，还有非正式仪式的贯穿，《最后一课》中年岁已高的老教授患了老年痴呆症，记忆停留在他到山村支教的时光，当心系乡村的范教授再度踏入望溪村教室的时候，他整理仪容，带上教案、水杯，这是老师上课前的仪式，象征着对教学的敬畏和对学生的尊重。这样的仪式行为带我们回到了学生岁月的记忆中，回忆起老师的谆谆教诲与鞭策，教师无微不至的关怀，温暖着我们，才创造了学生们今天的成就和发展，才有了教室复原前后乡村建设的巨大变化，表达了尊师重教、知恩回报的中华美德与奉献精神。其次，《夺冠》中观众围坐在上海弄堂中看电视转播中的女排比赛，为之摇旗呐喊助威的仪式，也是所有中华儿女对顽强战斗、勇敢拼搏、团结奋进中华精神赞扬和传递的集中体现。

同时，仪式传播除了“作为传播现象的仪式”，也包括“作为仪式现象的传播”即大众传播的仪式化。大众媒介传播“那些令世人屏息驻足的事先策划的、带有一定的表演性质、仪式化特征和象征意义的活动。”例如重大历史事件和现实事件、竞赛事件等的大众传播，具有浓厚的仪式化色彩，这些媒介事件在电影中再现，唤醒了对历史进程中关键节点风貌的集体回忆。例如《我和我的父辈》中《诗》的结尾处神舟火箭发射这样全民记忆的媒介事件，再次令人回想起前辈在1969年完成我国研制长征一号火箭、发射首颗人造卫星的艰难历程，致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航天精神。在《夺冠》的奥运会女排比赛媒介事件再现中，在女排竞技比赛中唤起对过往体育事业发展众多荣誉瞬间的集体记忆，象征着中国儿女敢于竞技，勇敢拼搏的体育精神。仪式连接个人与群体，通过仪式性的内容“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的文化世界。”唤醒集体对过往的记忆，彰显社会变迁中各行业的精神价值和传承，对传统传承和社会整合都起着一定的作用。

三、场景深描构筑记忆之场营造时代变迁的时空情境

在电影当中，场景指场面，情景，是故事发生的空间环境，担负着塑造人物性格、渲染氛围、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作用，是电影重要的造型元素之一。电影场景来源于现实的物质空间但是又不同于现实，不仅指物理意义上的现实空间，也承载或蕴含了文化意义和精神。“我和”系列电影中，导演对场景的地理空间进行深描，呈现出一种包罗万象的可视化场所，营造“在场感”，为观众最大程度地还原和呈现真实的地理景观变迁，唤醒人们的空间记忆，感受时代变化。

地理空间景观不仅包含自然风光，它的形成“表现了社会意识形态”，是一个地区或民族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的产物，与当地人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这些地理景观既是历史信息的补充，又是承载记忆的载体，不同地理景观的出现引发人们对历史的回想。在“我和”系列电影中拍摄了独特自然风光、学校、故居、工厂等空间场所，营造了记忆的情境，使观众不自觉地联想到曾经存在于此地的人、发生在这里的事，并跟随这些空间景观的变化感受社会变迁的巨大变化。例如《回乡之路》取景于中国四大沙地之一的西榆林市毛乌素沙地。乔树林参与到脱贫行列中，坚持不懈地带领大家治沙，这一地域从漫天黄沙到满目翠绿、从寸草不生到果园产量颇丰的重要转变，反差强烈的对比反映了地域的变迁和环境保护历年来的巨大变化。《神笔马亮》取景于沈阳沈北的“稻梦空间”，马亮放弃留学机会，想方设法“蒙骗”查岗的妻子，带着不忘初心的坚毅执着地改造家乡，最后大片映入眼帘的稻田和向日葵，呈现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乡村振兴的变迁的时代影像。《我和我的祖国》中《白昼流星》故事发生地是飞船着陆的边陲地区。陈凯歌团队到内蒙古，真实还原了电影里看到的田地、羊圈、民房，以及两名流浪的野孩子和老人在沙漠上纵马奔驰的场景，这片土地见证了神舟飞船的降落，是数十年来航天工作者和全国人民的航天梦的付出，见证了无数扶贫干部的付出，以及以两个野孩子为代表的贫困少年从迷惘落魄到重新找到生活的目标，生存和精神状态发生了改变，空间和人都在变化，反映了中共中央精准扶贫政策积年累月地不断推进在悄然改变着这片土地。另外，还利用现代数字技术还原过往景观增加变迁的真实度，例如《夺冠》篇章在有“海上第一名园”之称的张园取景，复原了居民在弄堂里看女排比赛的布景，弄堂各个门窗中嵌入LED屏，通过多媒体技术再现张园内充满烟火气的市井生活，瞬间唤起许多人上世纪80年代的记忆。以上各具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的场景为观众呈现了一份中国社会发展变迁前后的强烈景观反差，观众在看影片时，似乎透过银幕这扇窗，亲身经历了广袤无垠的国土空间和一块块风貌各异的山水地域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变迁。

声音也是地理景观中的重要元素。地理区域、自然环境的不同必然产生人物生活方式和人物性格的差异，我国高原、平原、山地、丘陵都有分布，地形复杂的差异造就了不同地域人的差异，其中最具辨识度、代入感的是方言的呈现，北京话、贵州话、陕北话、东北话等方言在电影中起到塑造人物形象作用的同时，增加了真实感和幽默感，方言作为一种区域性文化符号，也起唤起人们对地域人文精神的记忆。在《北京好人》这个故事里，京味儿口音和衡水方言成为重要的声音景观，表现了时光变迁，而北方人大大咧咧、豪爽洒脱、包容善良的性格特征却具有稳定性，这种人文色彩在时光中持久弥新。

通过大量场景的深描，拓宽了电影的表现“美”，除了自然景观的美，在场景中也体现出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意蕴的传达的深层次“美”。在跨越历史时空的空间变迁中，在东南西北的地域存在差异中传递出中华儿女面对困难，迎难而上、牺牲小我、成就大家的团结互助、和谐共荣的集体主义精神，这是一种文化沟通与交融的共同体人文价值观念呈现，是实现家国一体和民族认同的一种有效途径。

媒介作为社会事件的记录者和报道载体，是反映人类社会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电影媒介通过独特的视听方式，发现和记录人类社会的细微变化，观众可以通过接受电影媒介传递的信息完成对社会变迁、制度及习惯的认知，获取有用信息，学习经验教训，完成对文明的传承，唤起个体对于人类自身、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的关注，从而引导人类不断前进，促进社会革新，推动社会发展。“我和”系列电影通过集锦式结构、仪式传播和场景深描再现了社会变迁的光辉历程中建设者和见证者、空间面貌和声音特征以及民族精神的深刻印记，激励中华儿女回顾过往，感恩当下，展望未来，并为主旋律电影的媒介记忆呈现提供创新而有益的借鉴经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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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