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琳茹

融媒体时代，媒介的“移动化”和平台的UGC运营，使广播节目的“耳朵经济”释放出巨大效能，但无论主流媒体亦或商业媒体，大多以国内听众需求为中心，而相对忽视了广播媒介本身所具有的区域性优势，即广播在周边传播中的重要地位。近年来，有学者依据我国对外传播策略提出了“周边传播”这一本土化传播理论，旨在强调信息传播效果在相邻的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由内向外的辐射过程。因此，本文将从周边传播的理论发展、广播媒介在传播实践中的优势凸显及融媒体时代如何进行能力提升等角度，探讨融媒体时代广播节目助力周边传播时的建设能力。

关键词：周边传播；广播媒体；外交策略；能力提升；融媒体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以破立并举之势不断提高经济体量，使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但我国周边安全环境并非风平浪静。我们必须时刻警醒自身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性。因此，加强中国与边境国家及地区的交流以及周边传播力度势在必行，且意义颇深。而在我国众多媒体中，边疆地区的广播媒介因地利之便，成为了对外传播的“先锋队”，在周边传播过程中作用非凡且发挥了重要效能。

一、周边传播理论发展之路

（一）周边传播助力推进世界传播秩序新格局。周边传播是指“在有效的主权辖区边界两侧进行的、介于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之间的一种综合性信息传播活动”。该理论认为任何信息的传播往往都是从一个“中心”开始，然后向周边延伸，越是靠近原点的主体越能更早地接收其内容，且传播影响力越大。因此，我国想要行之有效地“传播好中国声音”，其传播路径应该考虑先加强与我国接壤的周边国家的沟通，再向外辐射影响更远的地区。

同时，也应明确对外交流与我国的外交理念是密不可分的。目前我国一改以往致力于欧美的外交策略，转而将周边外交提升到首要战略地位，由此周边传播的价值底蕴与外交策略的新转向同声相和。在此背景下，我国媒体对外传播也要顺应战略发展，加强对周边国家的报道和传播，为我国的周边发展提供“齐声共鸣”的舆论环境，助力区域性话语权的提升，推动世界传播秩序新格局的建立。

（二）“中国故事”在周边传播多元、立体地显现。中国幅员辽阔，同根异源的“跨境民族”大约有32个，例如中国内蒙古的蒙古族和蒙古国的蒙族、中国新疆的哈萨克族和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中国东北延边的朝鲜族和朝鲜的朝鲜族、中国云南的傣族和泰国的泰族等等，追溯历史这些民族可能在民族迁徙、土地纷争等原因的影响下而分隔两地，但同一族群往往拥有相通的血缘，以及相同或相似的民族语言、文化和风俗习惯，彼此之间存在天然且强烈的认同感，对媒介信息及政治、文化交流的接受度相对较高。

同时，“讲好中国故事”的标志也就在于故事能否超越国界乃至意识形态的藩篱，与被传播主体的认知相契合。那么，凭借着地缘、血缘和文化上的突出优势，“跨境民族”成为了周边传播的最佳主体，在连接和沟通两国间的传播活动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随之而展开的中国故事也能被描绘成一幅更为多元、立体的全景图谱，保证传播效果的有力、有效和持久。

二、广播媒介在周边传播中的“正反馈”

随着互联网的功能性日益增强，广播媒介的影响式微，但它自身所独有的优势却在周边传播中激发出巨大张力。

（一）“润物无声”的广播媒介，消解“文化入侵”的恫吓。从2020年美国制裁TikTok，到2021年英国通信管理局宣布吊销中国国际电视台在英国广播许可，再到2022年2月，印度政府以“对印度人的隐私和安全构成威胁”为由，禁止了包括腾讯、阿里巴巴、网易公司的产品在内的，54款中国手机应用程序的下载。近年来这一系列对华媒介制裁说明，在当前国际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电视、报纸及互联网这类图文并茂的媒介，都具有很强的存在感，容易被当成“文化入侵”或变相的“文化帝国主义”而遭到封杀。

广播媒介之所以能在众多媒体形态中占据周边传播的优势地位，首先表现在它是通过电波传导的“声音媒介”，具有看不见、摸不着的特性。再之，新媒体时代人们沉浸于互联网的狂欢之中，时常忽视广播的作用，周边地区对广播的防控较为宽松。而根据大众传播规律，广播虽没有电视、互联网等媒体的强冲击力，但在长期的、潜移默化的信息传播中，依旧可以影响人们的认知及行为，因此广播媒体的渗透性成为其优势所在。

（二）“星罗棋布”的广播媒介，拓宽收听人群。有学者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广播仍然是最容易接触到的媒介，这也决定了它可以成为全球覆盖最广泛的大众媒介”。的确，尽管信息通讯技术极大的提升了新媒体的传播速度和范围，但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也让我们注意到，与中国接壤的周边国家中也存在一些不发达地区，在那里互联网普及率低，新媒体信息流通不畅，而广播媒介使用成本低，接收便利，覆盖范围广，仍然是庞大的受众群体接触和了解世界的最佳渠道。据报道，2021年全世界95%的人口都有能力接受无线电信号，即便是在欠发达地区，广播覆盖率也超过75%，这是其他电子媒体难以企及的。

例如，经国家广电总批准的内蒙古首家面向蒙古国听众的外宣广播《草原之声》，每天通过蒙古国 FM107.5 广播落地播出 8 小时，广播中波覆盖全区。在对蒙古国群众数据分析中，《草原之声》的收听规模在收听广播节目的人群中达到77%。广西电台主办的《北部湾之声》目前已经开播了柬埔寨语、老挝语、越南语等多语种，全天17个小时调频直播，短波频率可以有效覆盖越南、柬埔寨、老挝、新加坡全境和泰国大部以及马来西亚西部。根据越南提供的数据，《北部湾之声》在越南广宁省的收听率已经超过本土广播频率。可见，广播媒体的广泛性也是使其在众多周边传播媒介突出重围的优势之一。

（三）“有的放矢”的广播媒介，发展区域性故事特色。值得注意的是，广播中有很多电波并非卫星传导，频率覆盖有限，因而广播媒介的传播广泛性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广泛”，仅是相对于其他大众媒介而言。但这也使得广播媒体的传播内容具有极强的“在地性”，恰好契合了新闻传播的另一规律，即受众是能动的接触媒介信息，在进行“解码”时，会更关注与自身利益紧密相关的本地或周边的内容，且更愿意对这类信息“二次编码”加以传播。根据上文提到过的“跨境民族”中同一族群在血缘、地缘和文化习俗上的优势，这有利于广播媒体在当地采录节目内容，融合中国元素进行本土编辑，精耕区域性特色，形成跨境受众喜闻乐见的节目。

卓有成效的是内蒙古“草原之声”对外广播，连续四年邀请在乌兰巴托的内蒙古人做客本土化节目《友谊七彩桥》，向蒙古国听众讲述“内蒙古人在乌兰巴托”不懈奋斗、追求梦想、创造美好生活的故事，为内蒙古文化的传播搭建了平台，也加深“一带一路”沿线的蒙古国民众对内蒙古及中国的了解。

三、融媒体时代下，周边广播媒体的能力提升与创新

中国在周边广播的实践中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周边广播媒体在节目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中还缺少一些主动转变。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技术扶持下，我国边疆广播媒介也应明确自身的价值引领作用，并以互联网思维推动跨境节目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新颖化、创意化。

（一）巩固常态化支持，打破资金、政策壁垒。融媒体时代我们更多将目光看向头部媒体如何探索融合发展路径，对边疆媒体发展的帮扶力度相对较弱。周边广播媒体虽身处边疆地区，但肩负着中国对外传播的重要使命。近几年却因资金投入有限、传播渠道不畅等桎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广播节目内容和形式的创新，制约了边疆广播的多元发展。如内蒙古自治区规定每年向《草原之声》拨款的156万，仅用于在蒙古国落地和传播工作，且费用还在递减。

再之，各国对广播频率的管理不同，禁止中国广播落地发声的情况时有发生。在此情况下，中央及各级外宣部门部署常态化支持尤为重要。经济上，成立边境省份周边传播活动专项基金，可以让周边广播媒体减少顾虑，专注其广播节目的推进与创新。政治上，秉持互利共赢的态度，与周边国家进行友好协商，消其忧患，为中国边疆媒体的“出海”保驾护航。

（二）内化底层逻辑，凸显“共同体”的国际观。从传播机构自身来看，目前中国边疆媒体依旧缺乏向周边民众传播信息的自觉意识和积极性，仅是将国内头部媒体的信息“简单叠加”，因地制宜的原创能力有待加强。而在多种文化的激烈碰撞下，如何既迎合周边受众的信息消费习惯又能精准传播中国声音，其中包涵了三个层面的思想内涵。

首先，边疆广播媒体应明确自身在周边传播中的主体地位。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加强中外的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因此周边媒体在创作本土化节目时，要保持“以我为主”传播思想定力，加深对中华优秀文化精髓的理解，实现中国魅力的“最大化”。

其次，要积极落实我国周边外交战略中“共同体”的价值观。“一带一路”倡议发展至今，不仅带动亚洲各地区的经济活力，更是燃动了民心相通，增进周边民众的认同感。中国周边媒体应深刻把握“一体化”的前沿意识，主动担起对外传播“先锋队”的责任，利用区域性优势，促进与周边国家的信息、政治及情感的交流，最终促进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共识。

同时，边疆广播媒体也要夯实“戍边意识”，时刻警惕美欧及周边国家对中国边境人民的信息渗透，积极反馈周边群众的对华态度，及时对不实言论给予掷地有声的回应，在国际舆论环境中传承“哨兵”精神。

（三）广播内容不仅是“讲”好故事，更要讲“好故事”。周边广播是以声音为载体的语言传播，想让当地听众“愿意听”“主动听”，首先要加强如何“讲”故事的能力，即对节目语言进行在地化改造。这不仅仅是单纯使外语说得更流畅，而是要纯正、地道，要及时掌握传播对象国的语言历史，避免语义偏差，要知晓当地俚语和网络流行语，力求语言的年轻化表达，形成独具特色的话语策略。这就要求边疆媒体注重小语种人才的引进，积极组织两地文化交流活动，促进媒体人员具备一流的外语交流技能。此外，如广西电台还将传播阵地不断前移，首创了全国边疆广播媒体驻外工作站、译制站，通过在地“讲”故事，有效提升了当地受众“听”的效果。

同时，融媒体时代下“内容为王”这面大旗不能倒，周边传播尽管在地理、情感和文化上具有突出优势，但其传播效果并非一蹴而就，也需要从“同饮一江水，同耕一峒田”中的细节出发，让有温度、有力度的信息潜移默化地流入边境民众的内心。在讲述故事时，深入挖掘中外共同情感点和利益点，叙事视角从“他们”转向“我们”，将更能激发周边国家的人民的共鸣，促进“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深化。

在形式上，“广播剧”是近年来听众喜闻乐见的音频形式之一，如2021年新疆广播电视台创作了广播剧《达西村》，以维吾尔语讲述了在当地基层组织带领下不断发展的达西村，让听众不仅感受到乡村振兴带给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也向世人充分展现了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征程；其次，“短音频集”体量短小、形式多样，可融合多个国家同源异流的多种戏曲、歌曲，使得音频内容更为多元，充分满足周边听众的需求。

（四）乘“一带一路”技术之风，形成融媒体传播矩阵。广播媒体在不断融合升级中已探索出行之有效的转型路径，但对技术的要求相对较高，例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移动端声音新媒体平台“云听上线”，主要基于总台5G+4K/8K+AI等新技术进行开发。但过去边疆广播媒体技术落后，转型之路发展缓慢。

现如今，“一带一路”对我国及周边国家的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不断，5G基建覆盖率大大提升，且已经与周边12个国家建成跨境路缆系统，推动了周边广播媒体布局融媒体传播矩阵的进程。接下来，边疆广播媒体不仅要在“两微一端”持续发力，更要建立自己的电台综合服务平台，基于LBS技术，即时提供场景化信息；发展“播客广播”，培养跨境民族KOL，打造“可视广播”及“透明广播”等。通过周边主流媒体与自媒体的“齐发力、共传声”，形成区域性融媒体传播矩阵。

例如CGTN音频节目部打造的《英语环球》已经向周边主流媒体提供了一种值得借鉴的发展思路。2018年，《英语环球》将其业务转向播客新媒体平台，在苹果、“声田”等播客平台上线了新闻、文化、有声读物等不同类型的播客产品，且全年下载收听量已超过2000万。尤其是《音悦中国》《简说中国人》等文化节目，长期占据苹果播客东南亚市场文化历史类排行榜首位。因此，中国边疆媒体要加快顺应融媒体发展潮流，利用自身内容优势，扩大“中国声音”在播客等音频新媒体平台的影响力。

周边传播与我国周边外交政策是相辅相成的，其中边疆广播媒体的效能尤为突出。融媒体时代，周边广播的发展要依托中央和各级部门的政策、资金支持，加快技术转型，以内容的区域性特色和形式的新颖度，不断激发周边国家听众的收听兴趣，从而进一步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助力我国和周边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合作更具民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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