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媒体时代下对舆论本体的理论初探

——基于元语言与元传播的视角

□符东

互联网传播环境下，舆论相比于以往生成能力更强，具有更多的主体和开放性，不仅意义更为复杂、多元，其表达形式也在发生着变化。网民参与网络舆论事件既有言语层面的，也有行为层面的，数字技术将这种舆论参与的“元传播”实践推向前台。正如“元传播”的第一公理所说，“人不能不传播”，在这种情况下，“不表达也成为一种表达”，并影响着后续的舆论走向。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元（语言）理论”的角度对数字媒体时代下网民参与舆论表达的“元传播”实践进行阐释，同时分析了网络舆论表意的衍义性和层控性，指出了网络舆论治理应当关注的重点，总体上为理解当前的舆论本体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舆论本体；元语言；元传播；符号衍义

一、引言：“元”概念阐释

“元”这个概念，在中文里本义为本体、始源之义，而对应的英文“meta-”，来自希腊语前缀“μετα-”，意为“超”，“在…之上”或“在…之后”，目前所谓的“元-”（meta-）皆是取义后者。亚里士多德文集最早的编者安德罗尼库斯在整理其师的笔记时，将阐述事物存在的原因和原理等抽象问题的文稿编定在自然事物运动规律的《物理学》卷（Physics）之后，并称之为“物理学后之诸卷”（metaphysics），意指对自然科学背后深层规律的探研。其中文译名“形而上学”取自《易经·系辞》，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

因此，一般用于学科或概念名称上的“元”，实际上“都是关于某个理论、术语或现象背后更深一层的层控规则的讨论”，比如“元历史”“元小说”“元语言”“元传播”“元媒介”“元出版”等等。在语言哲学和符号学中，对元语言的分析最为典型。雅格布森（Roman Jakobson）曾讨论符码（code）与元语言（meta-language）的关系。他指出，元语言是与对象语言（object language）相对的语言，是关于语言的语言，即指向编码规则的语言，文本意义的产生和阐释，都需要依靠元语言来实现。

而舆论作为一种意见的公开表达，其意义产生于内容和形式的交汇之中，对其意义的把握便离不开对这两方面的探究。那么，对于舆论本体的讨论即是要分析舆论的呈现形式。在数字媒体时代，舆论本体更为多元，既包括言语层面的，同时也包括情感和态度层面的，并且原先不易察觉的潜在表达，比如关注事件而不发表言论，也得益于大数据技术能将其进行捕捉、分析，而这恰恰暗含着互联网的编码规则，以“元”的形式转译信息内容。所以，本文将从元语言的理论角度对数字媒体时代下舆论本体进行分析，为当下的舆论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二、元语言与舆论的关系

（一）元语言决定舆论的解释方向。舆论与事实不同，它是基于事实而重点关乎态度，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并且在传播活动中，信息的传递往往伴随着传播者的编码和受众的解码，舆论传播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符号文本的释义过程。在这之中，元语言是对该符号文本完成意义表达的关键，舆论的表达无不伴随着对元语言的调用，由于元语言的存在使得传播文本能够在传播者和受众间实现“转译”，最终完成传播过程。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以对语言符号的分析说明了这一关系。他根据叶尔姆斯列夫对语言系统的分类，认为一切意指系统都由表达平面（E）和内容平面（C）构成，而意指作用则相当于两个平面之间的关系（R）。并且，在此基础上延伸出另外两个相互区别的系统：一种是第一系统（ERC）变成表达平面或第二系统的能指，即（ERC）RC——含蓄意指；另一种则是成为内容平面或第二系统的所指，即ER（ERC）——元语言。这样，元语言代替了直接意指的真实符码，通过另一种语言在“操作程序”中加以重新意指。

按照巴特的说法，舆论学就是一种元语言，因为它将作为被研究的系统的第一语言（或对象语言）当成第二系统，通过舆论学中的术语来被意指的。此外，巴特的分析并没有止步于此，在含蓄意指和元语言两个系统之外，他指出了第三系统，即将这种元语言的双重系统当作最终含蓄意指的能指，以此构成他所说的修辞（rhétorique）系统。因而，含蓄意指和元语言间的对立便被取消了，同时“处于附加意义能指层面的符号便具有了元语言的性质”，元语言也因此参与了附加意义的演变过程。换句话说，正是由于元语言对直接意指的真实信息进行编码，在背后发挥着解释作用，从而“决定了符号的解释方向”，并由此影响舆论在传播过程中的表达。

（二）元语言构成舆论的编码规则。与巴特的符号学不同，1951年，美国社会科学家格里高利·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研究人际互动中的传播现象时创造了“元传播”一词，并对元语言的分析中加入了人际关系的因素。贝特森认为，“人类传播包含着两种类型：一种是意义明确的言语传播，另一种是意义含蓄的‘元传播’。”“元传播”即是“所有被交换的涉及编码及传播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线索和命题”。他指出，“人类的语言交流不仅能够，而且一直是在许多抽象的对比层次上进行。”由于人内在的精神活动与外部世界中的事件存在明显差异，所以人们不仅需要对所观测到的外部世界中的事件进行编码，“翻译”为信息内容，更需要在此过程中传递双方之间的关系意义，以构建人际交往规则。并且“多数情况下内容意义（‘说了什么’）总是由它‘如何被说’的更高层次的关系意义构成。”

对应到舆论表达，由于舆论涉及民众的态度和意见，有些表达内容只有依托于传播双方的关系才能够理解。例如在舆情事件中，经常会有网民以“说反话”或讽刺、幽默的措辞等方式参与表达，这时交流的编码便发生改变，需要从传播双方的关系意义上去理解传播的内容意义。可以看出，正是这套在内容之上更高层次规则存在，才解决了内容之外的意义问题。

（三）元语言改变舆论的表达形式。丹麦学者延森（Klaus Bruhn Jensen）继承了前面两位学者对于元语言的观点，认为“应将元语言视为元传播的载体”，因为“它使得普通用户也可以轻松驭之”。他提出“元媒介（Meta-media）”的概念，对这一时期的传播特性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元媒介“涉及新兴数字媒介对于旧的模拟媒介技术和机构的整合”，类似于一种“屏幕页”，其中所有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其他媒介的翻译、改制、改造”。延森指出，元媒介中的传播活动以“元数据（Meta-data）”为依托，成为信息的编码基础，影响甚至决定着网络中的传播活动。另一方面，元媒介使得普通用户可以参与到元数据的编码之中，通过注册、点赞、标记、转发等方式向系统输送信息，构成新的传播内容，“不仅增加了信息之间的交互性，也增加了传播者之间围绕着信息的内涵和外延……以及传播平台和传播系统之间的交互性”，并从中实现了对于社会关系的维系，体现出元传播的特征。

进一步而言，延森将这种“元传播”活动分为四种类型，包括“审阅传播”“推荐传播”“迭代传播”和“第三方传播”。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迭代传播强调用户以异步或同步的方式参与针对彼此交往或传播活动的评论、转发，甚至传播的内容集体编辑或创作等。

而在当下的互联网传播环境中，网民往往并不直接对舆情事件发表言论，经常性地处于“潜水”的状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网民不参与表达，根据延森的说法，对传播内容的点赞、转发，以及对事件和用户的关注都能从中反映出网民对该事件的态度倾向，有时其影响还会大于直接发表言论。这意味着原先不易洞察到的舆论表达，如今通过元数据成为舆论表达的新形式。

三、元传播实践：舆论本体的形式转变与影响

（一）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信息编码。舆论本体是舆论的呈现形式，而当前得益于数字技术的发展，网络中的内容生产与传播得以逐渐成为多元主体参与的一种实践活动，在此背景下，舆论的呈现形式也正发生转变，即显性的文字、图片、视频等语言类型与隐性的关注、点赞、转发等由数据编码而成的元语言类型相结合，共同组成数字媒体时代的舆论形式。

在目前的媒体环境中，依托于元媒介的传播生态正将信息的二次编码层面向非职业人员开放，普通用户可以凭借技术手段，重新发布、链接、标记、评级、修改、评论其他用户或专业媒体机构发布的信息素材，使传播内容的编码得以强化并进行再次传播。这意味着，用户根据现有的信息编码结构获取、传播内容信息的同时，反过来又重新塑造新的信息编码结构。

比如新闻机构在发布一则新闻后，用户对其的点赞、评论作为元数据影响着其他用户对这则新闻的阅读，甚至仅是点击链接形成的浏览量也会记录下该新闻有多少人查阅，它的“热度”如何，以此融入并影响下一次的传播。目前所说的“流量”“热搜”都是这一机制的典型代表，对于政府部门、商业或舆情监测机构而言，这些元数据是极为重要的信息，某种意义上它构成了传播实践中必要的行动前提。

（二）多方关注影响舆情事件传播。由于今天互联网参与主体的多样性、舆情事件的复杂性以及内容的海量性，当社会热点事件发生后，主流媒体和政府机构对于舆情发展趋势的研判绝非是基于单一的文本内容，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并非是单纯以舆情事件相关的内容为基础，而是将其内容转换为数量，以数量的显著性来“翻译”事件的重要性。正如元语言本身所显示的，它意味着整个符号体系的“可翻译性”，在这个意义上，正是用户对元数据的生成和传播为舆论分析以及后续的舆论引导提供了先决条件，并使得分析人员能从纷繁复杂的网民表达中有迹可循。

同时，技术赋权带来的用户地位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数字媒体环境中的内容传播。目前对于网络舆论问题研究中的“信息茧房”“群体极化”“网络谣言”“舆论反转”等等，无不体现传播内容背后的编码规则，比如“鲍毓明案”“成都第四十九中学生坠楼事件”等，尽管官方和主流媒体一直都有跟进相关报道和对事件进行披露，但用户参与讨论、转发、点赞等形成的“热度”影响了这些信息在系统中的投放权重，这样便延缓或加速了事件真相的有效传播。

（三）“无限衍义”引发舆论震动。尽管舆论事件指向的现实对象是单一的，但由于网民参与事件的讨论，并且发表关于该事件的解释，这样便使得该舆论事件的表意过程成为无限。美国符号学创始人皮尔斯将其称为“无限衍义”。在舆情事件中，并非只有事件的事实层面在起作用，而很大程度上是解释项在发挥着作用，引起网民进一步思考的概念已经超脱于原始事件本身，其意义也在不断发生滑动，最终离指涉对象越来越远。因此，有关该事件所产生的意义范围也便不断扩大。

从这一点来看，该解释不仅说明了网络舆论传播的衍义性和复杂性，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表明了网络舆论层控性，后者预示着网络舆论治理所应关注的重点层面。一般而言，对于舆论事件的描述大多是基于其产生、发展和结果等“是什么”的事实层面展开的，即使在文本内容中的事实要素可能会存在不全的问题，但基本上都是有明确的指称对象的，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质，人们在对其事实要素的辨识上一般不会有太大差异。然而，在对事实文本的解释和评价上，不同网民之间存在着很大不同，这一层的符号衍义往往具有很强的主观性。这是因为，个体间用以解释文本的元语言不同，它受到解释者个体自身的社会规约和言语惯习的影响，因此，“网络环境下的舆论事件，常常存在‘解释漩涡’，从而引发舆论震动”。在此条件下，新闻工作者、政府部门或商业机构等就不仅仅需要对相关舆论事件进行事实性的纠偏，更需要拥有能够掌握和引导符号衍义方向的能力，使其与网民的元语言有相对一致的共通性。

（四）事实讨论转向情绪化表达。形成一个理性的舆论环境固然重要，但这也并不是说要刻意抑制网络的公共表达，尤其是对于情绪、态度等方面的言论和非言论需要留有一定的表达空间。已经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证实了网络舆论中情绪表达的合理性，并且在数字媒体时代这些表达方式也得以显现。从元传播的角度来看，这种情绪性的表达是属于“意向性的元传播”，主要用以“谈论传播者的个性、习惯，彼此在关系中的角色地位等关系属性”，目的在于建立人际关系，寻求认同。

但由于这种传播活动远离事实层面的讨论，而经常受到忽视，所以在“本应处理关系层级事务的元传播往往被理解为内容层级上的客观传播，因而无法对关系形成共识。”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当下舆论引导和正面宣传的落地性，导致了网民对其“不买账”，甚至出现抵抗心理。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除了事实层面的纠偏外，对网民的情绪也要有意识地加以疏通和引导，“弱信息，强情绪”的传播特性使得网络传播的重点发生转移，也使得舆论引导工作应适时调整以符合当前的传播规律。

四、结语

总之，元语言与元传播对传播形式层面的分析无疑为我们理解数字媒体时代下的舆论形式提供了新的理论工具和理论视角，这预示着我们需要以一种更加多元和开阔的视野重新审视网络中的舆论现象，并且不囿于舆论学之内，而是从更为宽泛的传播角度，将内容、形式、行动三者综合起来构成我们分析的路径，或许未来研究应对此给予更多的关注。

□参考文献：

[1]赵星植.论元媒介时代的符号传播及其特性[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3):8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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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玮.新闻符号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81.

[4]刘蒙之.格雷格里·贝特森对传播学研究的奠基性贡献[J].国际新闻界,2010(01):105-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