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娟　宿爽　李子琦

课题项目：河北经贸大学在读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资助项目，课题名称：新时代红色英雄社会记忆重塑。

英雄是支撑民族的脊梁，而红色英雄作为近现代中国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重要付出者和贡献者，深刻地彰显着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入新时代，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面前，红色基因如何更好地继续传承下去，红色英雄社会记忆的建构是重要的一环，如何树立新时代的红色英雄，如何建构适应新时代的红色英雄社会记忆成为我们当下应该思考的问题。

从个体记忆出发，精神分析学、心理学等学科最先对记忆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到了20世纪初期，“集体记忆”的概念出现，并逐渐成为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热点。从集体记忆理论的基础上，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继而提出了社会记忆理论。康纳顿在其理论中把记忆区分为个人记忆、认知记忆和社会习惯记忆三种，社会习惯记忆即为常常被人们认为是“约定俗成”的内容，它常常被人们忽视，但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因此，康纳顿以更能显示记忆的社会性和习惯性的“社会记忆”概念代替了莫里斯的“集体记忆”概念。

20世纪90年代，社会记忆理论开始传入国内，为我国人文社科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方法。但总体来看，国内的社会记忆研究依然处于起步阶段，从社会记忆理论出发对红色英雄社会记忆进行分析的研究依然较少。并且从现实发展来看，互联网时代红色英雄社会记忆要如何建构仍然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青年大学习”网络主题团课作为青年群体学习团史党史的重要路径，在党团历史的宣传教育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对红色英雄人物的宣传以及对红色英雄社会记忆的建构，使得这一新的适应网络时代的党史宣传课程也为互联网时代红色英雄社会记忆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路径思考。本文从社会记忆理论出发，以“青年大学习”这一适应新时代的网络环境的党史宣传课程为参考，探讨新时代红色英雄社会记忆的建构路径。

一、主流媒体对红色英雄社会记忆的建构路径分析

红色英雄作为承载民族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流文化的重要载体，因其定性的严肃性和内容的重要性，主要由党和政府作为其内容建构的主体，其传播的主体也一直以主流媒体为主。从现有研究来看，对主流媒体中的红色英雄研究多以《人民日报》为研究样本，且直接从社会记忆角度出发对红色英雄进行研究的论文较少，但主流媒体对红色英雄形象和英雄精神的建构和传播依然构成了主流媒体对红色英雄社会记忆的内容建构。

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是当时的主要任务，因此对英雄形象和精神的建构中着重突出英雄人物的道德感、号召力，努力以此调动人们建设社会的积极性，推动革命和建设的发展。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主流媒体对红色英雄的塑造宣传中突出显示人物的政治性。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之后，英雄人物的报道数量不断增长，报道类型也更加丰富，突出显示英雄人物思想解放、诚实守信等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需要的价值观念。

但同时，互联网时代的受众需求变得多样化和碎片化，主流媒体“政治宣传”的方式逐渐失去其原有的效应。与之相关联的，红色英雄的传播力以及红色英雄社会记忆的塑造和传播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主流媒体传播力减弱的影响，社会记忆需要有适应受众和互联网的新路径来进行重建。

二、从“青年大学习”思考红色英雄社会记忆的建构路径

“青年大学习”网络主体团课，作为新时代党史宣传的重要途径，通过定期发布课程周期性唤醒青年记忆，利用数字技术和网络平台深度挖掘和展现数字红色文化遗产，通过仪式化与“在场”的身体实践深化社会记忆，并利用口传记忆等手段加强传播的效果，对新时代红色英雄社会记忆的建构具有很好的参考作用。

（一）周期性唤醒青年记忆。在社会记忆理论中，康纳顿提出了社会忘却的概念，他指出，社会忘却是社会记忆进行选择的一个重要手段，社会要记忆什么、要忘却什么，是与现实紧密相联的，而“反抗遗忘的斗争就是人们自己拯救自己，人们反对极权的斗争，是他们的记忆反抗强迫性的斗争”。既然人们通过社会忘却来进行记忆选择，那么如何克服人们的社会忘却、加深记忆就成为红色英雄社会记忆建构中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

在“青年大学习”主题团课中，通过定期发布课程，周期性地唤醒受众的记忆，并且通过不同参与环节进一步加深观看者的记忆。课程每周发布一期内容，其适当的间隔时间，足以在让人们忘却其内容之前及时发布下一课的内容，又不会发布太频繁以引起观看者的反感情绪。同时课程增加了“知识卡片”等互动环节，“知识卡片”以选择、填空等题目的形式出现，完成题目之后，下方会出现对考查的历史知识的解析，当学习者查看之后，点击右下角的“继续听讲”，才能回到课堂继续完成课程。“知识卡片”既是对观看者的考察也是提醒，一方面有助于学习者注意力持续集中，另一方面又能突出每一期课程的重点，促进学习者对基本的、重要的史实进行理解和掌握。通过定时发布课程，在课程中设置“知识卡片”以集中观看者的注意力，“青年大学习”完成了对观看者内容记忆的周期性唤醒和加深。

（二）深度挖掘和展现数字红色文化遗产。时代和技术的变革深深影响着媒体对社会记忆的建构。“青年大学习”网络主题团课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依托微信平台，综合运用影像资料、动画等多种手段，为红色英雄社会记忆的建构在传播形式和技术上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1.依托微信：在手机app众多的大环境下，下载一项专门学习党史内容的学习软件可能会引起学生心理与态度的消极情绪，影响学生的主动学习，因此依托微信进行“青年大学习”有助于学生学习党史等红色文化积极性的保持。依托社交平台进行信息宣传和红色英雄社会记忆的建构是网络时代吸引受众尤其是青年受众的有效途径。

2.竖屏展示：竖屏画面有着对主体对象聚焦与放大的特点。在促进大学生认真积极学习红色英雄文化的过程中，竖屏更加符合我们使用手机的习惯，在持握方面更加方便，不再需要将手机旋转90°，这不是简单的方便，这是一种全新的视觉体验和呈现方式，是对视听传播的重构。竖屏能够放大“青年大学习”中的领学人展示的内容，更加吸引学习者的注意力。

3.数字技术的综合应用：“青年大学习”中充分利用影像资料、动画等多种形式来讲述党史。如第十一季第一期《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在讲到近代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时充分运用了历史影像资料，第十一季第五期《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中充分运用动画与数字展示抗战时期的具体伤亡人数、击败人数等画面，有力地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的贡献与红色文化历史中英雄人物的付出。与文字和静态的图片相比，动态的影像有着强烈的现场感、冲击力和感染力，而竖屏画面使这一长处得到进一步的体现和发挥。影像、动画等展示方式与解说结合在一起，使历史不再严肃抽象、枯燥乏味，增加了更多趣味性。

（三）仪式化与“在场”的身体实践深化社会记忆。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中提出两种记忆的实践方式，即体化实践和刻写实践，简单来说，体化实践中记忆的传达者需要通过自己的身体来完成信息的传递，而刻写实践“是在人类生物体停止发出信息之后，通过人类发明的符号系统传递和保存信息”。在体化实践中，康纳顿又提出了纪念仪式与身体实践两种社会记忆的实现途径，康纳顿认为，这两种传播方式要比社会刻写体系更直接，对社会记忆的保持与传播更为有效。在“青年大学习”主题团课中，通过课程领学人的实地讲解和对纪念馆、博物馆、英雄人物故居等仪式性地点的展示，充分利用“在场”的特殊记忆和仪式化的重要场景来使观看者的记忆进一步加深。

1.虚拟“在场”的身体实践深化社会记忆。在每一期的“青年大学习”中，都由一位或多位领学人带领观看者“实地走访”课程内容相关的地点和场景，实地讲解课程内容。如2022年第9期《紧跟着中国共产党打破一个旧世界》，领学人来到了北京李大钊故居、北京大学红楼、河北西柏坡等地，讲述我们党对抗旧世界的历史。以这样“虚拟在场”的方式，通过领学人到达事件或人物相关的具体场景使我们和过去产生“虚拟的”身体上的联系，深层次唤醒沉淀在我们身体中的记忆。

2.仪式化场景加深社会记忆。康纳顿在论述中提到，“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的”，从文化的塑造力和渗透性上看，纪念仪式对社会记忆的塑造是极为重要的。在“青年大学习”中，纪念馆、纪念碑、博物馆等仪式性的纪念性场所经常性地成为领学人讲述内容的场所，仪式性的纪念场景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在课程内容的传达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2022年第3期《党同人民生死相依休戚与共的血肉联系》，领学人到达吉林省科技文化中心、四平战役纪念馆、烈士纪念塔、吉林青年运动史馆等多个纪念性地点，通过多个示例在现场展开讲述党和人民共同奋斗的历史。

红色英雄社会记忆作为我们国家和民族价值观的重要体现，不论时代如何发展，都是必须重视的内容。从“青年大学习”网络主题团课中，通过紧靠纪念仪式与身体实践，利用竖屏展示、依托社交平台等适应青年群体网络浏览的新方式，我们看到了很多新时代（下转第29页）（上接第91页）红色英雄社会记忆建构的新方式和新路径。技术一直在发展，如何利用技术使内容更吸引受众、适应受众，是红色英雄社会记忆建构中需要我们一直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周晓瑾.《人民日报》的“英模报道”研究（1950-2002）[D].甘肃：兰州交通大学,2019.

[2]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1.

[3]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91.

[4]赵静蓉.作为一种集体记忆的浪漫主义——对浪漫主义的文学人类学解读[J].南京师大学报,2009(05):137-142.

[5]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